一、 研究目的
對於慢性B型肝炎且e抗原(HBeAg)陰性的病患，給予adefovir dipivoxil治療48週後，將使其有組織學、病毒學與生化學上的改善。此研究評估若病患持續使用adefovir dipivoxil治療，比起中斷治療者，其效益之差異性。

二、 研究方式
總共有185名慢性B型肝炎且e抗原陰性的病患參與本臨床試驗，隨機地讓他們每天服用10毫克adefovir dipivoxil持續48週（119名），或是服用安慰劑（60名），其人數相對比為2:1。在48週服用期後，服用adefovir dipivoxil者再次隨機地分成2組，1組為再繼續服用48週的相同藥物（Continued-Adefovir Group，79名），另1組則改為服用安慰劑（Adefovir-Placebo Group，40名）；而原本服用安慰劑者，在第48週後則改為服用adefovir dipivoxil（Placebo-Adefovir Group，60名）。只要是在第48～第96週服用adefovir dipivoxil者，均給予持續的相同藥物（adefovir dipivoxil）治療直到240週。主要研究終止點為B型肝炎病毒(HBV)DNA及丙胺酸轉胺酵素(alanine aminotransferase)的變化。

三、 研究結果
使用adefovir dipivoxil治療後，在第96週與第144週，分別使病患血清的B型肝炎病毒DNA每毫升下降了3.47個對數倍數(3.47 log copies)與3.63個對數倍數(3.63 log copies)；而B型肝炎病毒DNA低於每毫升1000個複製單位者，在第96週時佔了71%，在第144週時佔了79%。
相較之下，原本服用adefovir dipivoxil後來轉成服用安慰劑者，其治療效果便消失了：B型肝炎病毒DNA僅下降了1.09對數倍數(1.09 log copies)，且在第96週時，B型肝炎病毒DNA (HBV DNA)低於每毫升1000個複製單位者，僅佔8%。在第49週至第144週內所發生的副作用，與最初48週所發生者相當類似。在144週後，我們發現大約有5.9%病患，發生了抗藥性突變rtN236T與rtA181V。

四、 結論
在慢性B型肝炎且e抗原陰性的病患，48週的adefovir dipivoxil產生的治療效益，若不持續服用adefovir dipivoxil則會消失殆盡。若持續服用至144週，其治療效益仍能維持，且發生抗藥性病毒株的機率並不高。

答：因為你移植後免疫功能會比較差，所以在你出院回家前你的家應該徹底的清理，包括家裡的灰塵、細菌應該保持最小量，因為這些會引起感染及傳染一些疾病，你們家的臥室及廚房都應該徹底的清理，及應該勤於更換被蓋(床單、枕套、被套)，在儲存食物前也應該先清理冰箱。且應該使用消毒藥水或漂白水來做清潔、殺菌等，並善用烘衣機或熨斗保持衣物的乾燥。

答：要正確診斷淋巴瘤需要進行淋巴結切片檢查，也就是由腫大的淋巴結取得檢體後，以顯微鏡進行檢查。通常在外科醫師進行切片檢查之前，醫師會先詳細地詢問病人病史，並給予詳細的身體理學檢查及各項血液方面的檢驗。

通常依據淋巴瘤發生的部位，來決定採用局部麻醉或全身麻醉。常用的是以細針取下一點點細胞檢體，此步驟稱為細針穿刺，此種方式比進行切片檢查更是容易的多。然而，為了要達到正確診斷的目的，取出整個淋巴結的方式比細針穿刺法還要好。當在顯微鏡下檢視細胞時，重要地是應觀察細胞所表現出的整體型態(鳥瞰法)而不是只看各個單一細胞。這一種切片檢查的特性，稱之為淋巴結結構學，是淋巴瘤診斷的重要部份。然而，當有時難以切除整個淋巴結或是全身麻醉會有太多的危險時，細針穿刺法則是較適當的診斷方式。

在整個淋巴結切除之後，立即將其送交實驗室，以特殊的化學製劑來加以固定及保存。然後，再將其切為更薄片，再放置於玻片上並染色，以便進行病理檢查。染色後，可以使得淋巴結內不同的細胞及結構彼此之間更易於區分。

病理學專家們首先要判定細胞是正常或是異常；通常在感染或發炎時，淋巴結會有腫大情形。其次病理學專家們要斷定異常的淋巴結是良性或惡性。如果是良性，則不具傷害性及癌性。如果是惡性，則可能是淋巴瘤或其他已侵犯至淋巴結的癌症。

在病理學專家們確定診斷為淋巴瘤之後，重要的是進一步判別是何杰金氏淋巴瘤或是非何杰金氏淋巴瘤。此時，顯微鏡下細胞的類型與型態是主要的依據。

其他有助於診斷的試驗為流動細胞計數法(flow cytometry)，此種方法依據細胞表面各種特殊的蛋白質而區分出不同類型的細胞。不同類別的淋巴瘤各有其特殊的細胞表面蛋白質，可依此來進行淋巴瘤分類。流動細胞計數法可用於所有疑似淋巴瘤的病人。

至此可知，有各種不同類型的淋巴瘤且彼此之間差異非常小，因此有時要確立淋巴瘤的診斷是非常困難的。當此種情形發生時，可再請教其他的病理學專家的意見，尤其是不同類型的淋巴瘤需要不同的治療。有許多病例因為淋巴瘤的差異非常地微乎其微，因此也不會對治療有所影響，從實際的觀點來說，此差異則較不重要。

一、 研究背景與簡介
在對「上皮生長因子受器苯胺奎哪唑?化合物抑制劑(anilinoquinazoline EGFR inhibitors)（註：即gefitinib (IRESSA(r))，一種分子治療的單株抗體）」的治療有反應的非小細胞肺癌(non-small-cell lung cancer, NSCLC)病患的標本中，已確認有EGFR的基因突變。即使一開始對這類抑制劑的治療反應極佳，但大部分病患最後仍會復發，這種藥物抗藥性的機轉仍未明。

在此份病例報告中，是一名罹患進行性非小細胞肺癌的病患，本身具有EGFR基因的突變，對gefitinib治療有反應，且在治療達到完全緩解期(complete remission, CR)後2年發生了疾病的復發。在疾病復發時，我們將他的腫瘤切片標本進行研究，針對其EGFR基因做DNA的定序，發現產生了第二個的點突變(point mutation)──在第790個胺基酸處，原本的酥胺酸(threonine)變成了甲硫胺酸(methionine)。根據結構模型化(structural modeling)與生化學上的研究顯示，這個第二個點突變造成了對gefitinib的抗藥性產生。

二、病例報告
這位71歲的病患曾是一位癮君子，在2001年5月被診斷為「進行性、中度分化型肺腺癌」。根據其經氣管腫瘤切片標本的DNA定序，發現其上有一處缺失(deletion)：「delL747-S752」，正是曾被報告會使此腫瘤對gefitinib具反應性的EGFR基因突變。病人在經過carboplatin、taxanes與gemcitabine的合併治療後，其病程仍持續；而在2002年8月使用gefitinib單一療法後，其臨床與X光片的情形均顯示對gefitinib的治療有反應。
在24個月的完全緩解後（病人仍一直持續服用gefitinib），病人的症狀惡化，其電腦斷層顯示肺部有癌病的復發。此時，gefitinib暫時停止使用，同時進行經氣管沖洗抽取與切片檢查，證實確為復發的中度分化型腺癌，其中惡性腫瘤所佔的比例大約有30%。我們假設此病人疾病的復發可能導因於一個後天的第二個EGFR基因突變，使腫瘤細胞對gefitinib具抗藥性。因此，我們在第二次切片標本中再對EGFR酪胺酸激脢區塊( tyrosine kinase domain)做定序。此外，由於疾病的復發，這個病人也接受了數次救援性化學治療(salvage therapies)。

二、 研究方法與結果
將病患診斷時以及疾病復發時所得的標本，取其EGFR基因的表現子18至21 (exons 18 through 21)做DNA定序。原本診斷時的標本發現有一段小的基因缺失突變：delL747-S752，與之前常被確認的EGFR基因突變一樣；而在疾病復發時的標本，也證實其表現子19 (exon 19)帶有原本的delL747-S752突變。
再將疾病復發時的標本之DNA定序與診斷時相比較，發現在表現子20 (exon 20)處多了一個新的突變。將表現子20 (exon 20)放大成數個子複製(subclones)並定序，在17個子複製中，有13個為原型序列(wild-type sequences)，另外4個則為突變序列(mutant sequences)：均擁有相同的「胞嘧啶(cytosine)變成胸腺嘧啶(thymidine)的單一鹼基對突變」。
這樣的C轉T鹼基對突變(C-to-T base-pair change)將會造成第790號位置的酥胺酸(threonine)轉變成甲硫胺酸(methionine)，此處正是EGFR酪胺酸激脢區塊中的催化部位(catalytic cleft)。利用結構模型化(structural modeling)的方式，我們發現這個第790號位置（T790）是erlotinib(另外一種EGFR的抑制劑)能夠與EGFR接合的關鍵，若其轉變成甲硫胺酸，將使其週遭三度立體空間改變，阻礙了erlotinib與EGFR受器的結合。
雖然目前為止，gefitinib-EGFR的複合體(complex)結構尚未發表，但其接合型式類似於erlotinib-EGFR複合體，因此，在第790號位置的酥胺酸轉變為甲硫胺酸後（T790M substitution），應會使其立體結構有相類似的改變，而阻礙其接合。但這個單一的胺基酸改變並不會影響ATP的結合，因此，應不會影響激脢(kinase)在受到刺激後的活性。

三、 總結與結論
在原本的EGFR基因的突變點（delL747-S752）之外，我們找到了另一個新的基因突變。原本的delL747-S752突變與非小細胞肺癌(NSCLC)對gefitinib的反應性相關，在本病例確實也發現到，表現delL747-S752突變的原始腫瘤對藥物治療效果反應佳。但在2年緩解期後（期間仍持續服用gefitinib），病人有疾病的復發，而切片研究顯示，對gefitinib治療呈抗藥性的腫瘤在EGFR酪胺酸激脢區塊有了新的突變。此外，體外試驗亦顯示，將此突變插入試驗細胞中，會使之對gefitinib呈抗藥性。EGFR上的第二個突變，使腫瘤細胞對gefitinib的治療呈抗藥性，顯示出腫瘤細胞或許得依賴具活性的EGFR路徑，才能持續地進行分裂與複製。
在慢性骨髓性白血病(CML)與腸胃道基質腫瘤(gastrointestinal stromal tumors)病患的治療過程中，對治療反應呈抗藥性的二大機轉，第一是點突變，第二則是BCR-ABL基因的放大。因為這樣的機制被發現，使得後續開發出第二代的BCR-ABL基因抑制劑。有趣的是，最常見的BCR-ABL基因突變型式，是在其第315號位置將原本的酥胺酸(threonine)轉變成異白胺酸(isoleucine)，此位置位於ABL基因酪胺酸激脢區塊(ABL tyrosine kinase domain,T315I)中，其產生的結構變化，很類似於EGFR的T790M突變。
根據我們的研究與之前慢性骨髓性白血病(CML)與腸胃道基質腫瘤(gastrointestinal stromal tumors)病患的治療經驗，若病患原本帶有對治療藥物有反應的基因突變（delL747-S752），在治療後疾病復發，並對原本治療藥物呈抗藥性，這代表著在其EGFR基因上出現了其他的突變變異，使其對治療藥物呈抗藥性。
根據本研究亦顯示，重複進行腫瘤的切片分析對新的標靶治療的臨床研究是必要的，尤其是像此類有酪胺酸激脢(tyrosine kinase)的突變。這樣的資訊亦有助於第二線上皮生長因子受器抑制劑(EGFR-inhibitor)治療的選擇。

答：貧血的狀況是屬於急性或慢性，可由病患的病史及病況表現知其大概。醫師也會注意到病患是否有其他的器官疾病，如月經量過多、腎功能異常、肝硬化、惡性腫瘤或慢性感染等。有些貧血的成因為先天性，故家族史是個重要的線索，也有些貧血則和藥物及酒精之攝取有關。醫師也會在身體檢查時注意到病患是否有淋巴結腫大、黃疸、肝脾腫大、骨痛、血便或黑便及可能發生之神經學症狀，進而推斷導致貧血的原因。

貧血的治療必須針對貧血的成因，並考慮其輕重緩急，才能既治標又治本。有時貧血會同時因為多種原因而造成，治療上也必須個個擊破方能盡全功。就國人常見的貧血原因而言：如缺鐵性貧血可以鐵劑的補充作為治療的基礎，但醫生也會更進一步去尋找為何病患會發生缺鐵性貧血的潛在病根，例如女性月經量的異常、胃腸道出血等；維生素B12或葉酸所造成的巨球性貧血也可因這兩種營養素的補充而獲得改善，但也必須注意是否有相關之致病因，如惡性貧血、胃切除、其他腸胃道疾病等。而海洋性貧血則首重遺傳諮詢，以避免生出嚴重性海洋性貧血的下一代，所以貧血不應該只吃補血藥就行了。

答：慢性骨髓性白血病是一個進展較緩慢的白血病，依疾病的進展及嚴重度可分為慢性期（chronic phase）、加速期（accelerated phase）及急性期（acute blast crises），是以週邊血或骨髓中芽細胞（blast）、前髓球細胞（promyelocyte）、嗜伊紅性白血球（eosinophil）、嗜青性白血球（basophil）等之比例來說。目前因技術進步，進而會以治療後除了骨髓或週邊血不成熟細胞之比例外，亦應用了是否仍有費城染色體異常，或更精密的去測定費城染色體製造出異常的核糖核酸（RNA）的量降低的程度，來評估病人治療的反應。

一般而言，白血病的細胞降到10的12次方以下即達到血液學上的反應，10的10次方以下則達到基因學上的反應，10的8次方以下是分子學上的反應，到10的5次方以下以現今的方法就測不到了。因此若有3個對數（log）的降低被稱做分子學上的緩解。這可以解釋為疾病處於慢性期，但仍有少量白血病的細胞存在。
藥物劑量的調整會針對白血病所處的情況來調整，就目前所知，若無太大副作用，有國外的醫學中心將劑量提高到600mg或800mg，以期得到更佳的控制，STI571常見的副作用包括肝功能異常、皮膚紅疹、骨頭痛、疲倦及體液滯留等，若是有發燒的現象，須注意是否合併其他感染的徵兆，如濃痰、氣促、胸痛等，這都得靠臨床的理學檢查等來做鑑別診斷，希望您與您的主治醫師能建立起一個良好的溝通模式。

答：以目前臨床上的應用而言，RFA（radiofrequent ablation）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通過的使用項目僅限於肝臟的腫瘤，其原理簡言之即是利用超音波下導引的方式，將細長的導極直接插入腫瘤內，以高溫來直接破壞細胞。因此，腫瘤的位置是否鄰近大血管或其他器官及腫瘤的大小及數量皆是進行RFA需要考慮的問題。

腎細胞癌若是早期可以開刀方式完全移除，預後相對較佳；換言之，若無法開刀、有多處轉移則預後不好。而腎細胞癌本身對單獨使用化學治療的反應率差，免疫治療（如干擾素、介白素）單獨使用或合併使用，或再加上化學治療稍可控制疾病惡化，再者新的研究用藥thalidomide、Avastin等目前正在進行大型臨床試驗中。

答：根據您的描述，您姑姑的病情應是左側乳癌，後轉移到對側的乳房（右側），因此先手術割除了左側乳房，後再切除了右側乳房。目前可能已轉移到肺部，曾接受化學治療，但目前仍呼吸困難，需要使用氧氣。

目前這種乳癌肺部轉移情況的標準治療方式是化學治療，能夠用於乳癌化學治療的藥物很多，包括小紅莓類（doxorubicin、epirubicin等）、太平洋紫杉醇（paclitaxel）、歐洲紫杉醇（docetaxel）、vinorelbine、gemcitabine等。另若是病患的乳癌細胞荷爾蒙接受體為陽性，則也可考慮使用一些荷爾蒙治療藥物。不論化學治療或荷爾蒙藥物，一種沒效就可儘快更換為另一種藥物，效果若能顯現，也許就能儘快改善她目前的狀況，至於肺臟移植，在轉移性乳癌的病患並非標準治療方式，效果不好，風險也太高。

答：一般癌細胞從一開始一個細胞形成，經過細胞分裂會呈2的倍數生長（1→2，2→4，4→8，8→16），到臨床上可被檢查發現的腫瘤約為1公分大小，此時的細胞數目約為109個，若沒有治療，等腫瘤數目至1012個細胞時（此時腫瘤重量約為1公斤），病人就會死亡了。

至於癌細胞多久分裂一次則不一定，有的癌症長得比較快，有的長得慢，一般大約是在3個月至1年之間會增大一倍（但快慢視腫瘤不同有極大的差異性），至於一般的腫瘤知識，其實上網查詢十分容易，例如可上台灣癌症臨床研究發展基金會，網址是www.tccf.org.tw。

一、 研究背景
低強度前置治療(reduced-intensity conditioning)的移植，其「移植物組成 (graft composition)」對臨床預後的影響，仍未有清楚報告。

二、 研究方式
本篇研究中，我們在63名的病患進行異體移植，收集經顆粒球聚落刺激因子(granulocyte colony-stimulating factor, G-CSF)刺激增生後的周邊血液單核細胞(peripheral blood mononuclear cell, G-PBMC)，並計算其中CD34+、CD3+、CD4+、CD8+細胞的劑量，這些病患在移植均給予「非骨髓破壞性的前置治療(nonmyeloablative conditioning)」－－包括全身200 cGy放射治療合併fludarabine。根據移植捐贈者的人類白血球抗原(HLA)的不同，分成2個組別：HLA相同的血緣親戚捐贈者（有38名），以及HLA相容的非血親關係捐贈者（有25名）。

三、 研究結果
利用單變數分析法(univariate analysis)，若G-PBMC所含CD8+ T細胞至少佔了50個百分比以上，會有較佳的捐贈者血液T細胞完全嵌合率(full donor blood T-cell chimerism)、無疾病進展率(freedom from progression)及總存活率(overall survival)，且均有統計上的意義，其p值分別為0.03，0.001，0.01。沒有特定一種G-PBMC細胞系列的劑量會造成第II至第IV級的急性或廣泛性慢性移植物抗宿主疾病。經多變數分析(multivariate analysis)後，僅有含CD8+ T細胞的G-PBMC能夠增進無疾病進展率，其p值＝0.003，風險比率(RR)＝0.2，95%信賴區間為0.1～0.6。

四、 結論
經低強度前置治療後，若移植的G-PBMC中，CD8+ T細胞劑量較少量者，會使T細胞植入成效及臨床存活預後變得較差。